关键词：《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是先锋写作重要作家孙甘露最新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沉潜多年后的复出之作。无论是“革命”“谍战”“悬疑”的元素，还是“江南气息”与“民国怀旧”的主题，这种历史想象方式在当下包括小说和影视剧在内的文艺生产中都并不罕见。作品在表达主旋律价值和迎合大众趣味上的用心自不待言，但这些习见的倾向并不能充分概括这部长篇小说的文本特点。孙甘露以“千里江山图”命名小说自有深意存焉。作为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以满幅青绿山水表现大宋王朝的锦绣河山，并通过自上到下、从左到右、由远及近的空间流转构建起承转合的空间布局，运用“散点透视”“移步换景”“人游画中”等视觉策略营造了深远的意境。同样，小说《千里江山图》也致力于空间环境的营造和叙事空间的搭建。“千里江山图”不仅是小说中地下行动的总代号，更表征着作品结构上的空间意识和空间建构实践。表层上，小说侧重主题意义和情节要素；深层上，它着意空间审美性技巧和文字手段，或者说文化与想象的空间投射。

加布里尔·佐伦（ Zoran）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文中，提出了有关文学作品中“空间模式”（ ）的系统概念和理论模型，并将文本空间结构垂直分为三个层次：地志学层次、时空体层次和文本层次。“地志学层次，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时空体层次，即事件或行动的空间结构；文本层次，即符号文本的空间结构。”（1）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正是在这三个层次上，表现出了明确的“空间信仰”。

一、地志学层次：场景化的南方城记

画作《千里江山图》以山水景致的延展而著称，小说《千里江山图》同样致力于景观空间的布局和展现，以故事线索移动带来场景的变化，一个个富有历史感和文化含量的景观在人物的城市短途旅行中夺目而出，构成了作品有关“空间机制”和“场景化现象”特有的想象对象和体验方式。

小说部分章节命名就是由城市的“微景观”构成：“龙华”“玄武湖”“茂昌煤号”“兴昌药号”“公和祥码头”“北站”“黄浦江”……地下党员化身“城市漫步者”，编就了一幅真实可感的古今交汇、华洋杂错的文化景观。

如陈千里初回上海寻找接头地点时，作者写道：“在四川路桥前下了电车，过桥沿苏州河堤转向西去，绕着邮政大楼回到北四川路。……这一带是他曾经常来的地方，公益坊里的水沫书店、辛垦书店不知道是否还开着。鲁迅、冯雪峰也曾在此参加《前哨》杂志的活动。公益坊广东人聚集，西北面的虹园，是中山先生数次到过的地方。”（2）

《千里江山图》中的景观不仅具有流动性的特征，而且大多数景观都独立存在，被分割为散点化的“大环境中的小环境”。如对广东街巷中药铺的描写：“兴昌号开在深巷，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又三进，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店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货。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里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3）显然，作者借助地理景观的描摹来实现空间的文化指涉功能，满足读者的历史想象。小说中极为细致和精到的景观描写，自然来自作者从容不迫的观察和充分形象化的再现，诸多景观以直觉的形式已然存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记忆之中。重视和描摹它们，是孙甘露在意的，也是他擅长的。

景观不仅是与人同在的物理空间，也是“习俗文化”的容器。换言之，“习俗文化”赋予了这些景观以文化内涵与精神气质。正月十四，淮扬菜名厨——董慧文的父亲——宴请陈千元的“三头宴”就充盈着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和生活真趣：墙上挂着董师母的照片，圆桌上提前备好了凉碟“油爆虾、笋尖、鸭胗、火腿、醉鱼”，最后由董师傅亲手奉上“三头”。从“眼球软、耳朵脆、舌头酥、腮肉润、拱嘴耐嚼，分出五种口味”的扒烧整猪头，到鱼头拆骨装入篾编网兜，加入火腿笋片炖成腴厚浓汤，“两腮鱼云如花瓣绽放”的拆烩鲢鱼头，再到“肋条与鱼肉同斩”的四只拳头大小的狮子头。（4）在这里，拥有悠久历史的江南饮食文化被复刻得惟妙惟肖。

就像18世纪欧洲小说热衷于表现建筑空间一样，孙甘露在小说中如数家珍式地罗列了上海街巷的外貌与细节。此中既有都市化的标志，如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社、光明大戏院、中汇信托银行、法租界、跑马总会，也有日常生活空间，如四马路菜场、南市老城区、茂昌煤号、工厂酱园这些生动的城市景观，还有冯雪峰的《前哨》、流行歌剧《图兰朵》、苏区的《红色中华》、龙华警备司令部这些渗入近现代史的历史符码。它们呈现出中共政治及其文学景观建立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极具历史感的审美空间。但从其中谙熟的历史知识和名人掌故不难看出，这种“多元文化遗产”仍然是被建构出来的，比如在有关孙中山、鲁迅和冯雪峰等人的书写中，作者并没有回避叙事者作为当代人的身份视角和讲述口吻。可以说，孙甘露对地域文化景观展现了一种耽溺姿态，以至于不惜牺牲小说的历史时间，这透露出作者特有的文化信仰与文化认同。

根据传统小说理论，人物、环境和情节是小说的三要素，小说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的文体，环境和情节更多地是为塑造人物服务。“小说既以写人为中心，就没有理由离开人物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做孤立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环境就是人。”（5）因此，小说中的景观往往被赋予特殊的内涵，成为人格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象征和隐喻。正所谓借景抒情，托物寄兴。但是，《千里江山图》中的环境描写却自外于情节和人物，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意义，或者说它是“非主题化”和“非叙事功能”的，与情节和人物之间没有确定的关联性。它虽然是人物行动的背景，却是大变革和大动荡时代的静止物，有着更多外在于人物与情节的建筑学、美学和文化学意义。与其说形象化感知空间的营造是要为小说确定历史根基，不如说它们本身就是超时间性的存在，或者说就是当代性的存在。

在故事层面，《千里江山图》显然追求情节的紧张和内容的悬疑，而这需要集中的叙事线索和较快的叙事节奏来推动和实现，但是小说似乎对上海的城市景观描写表现出了更多兴趣，试图以空间代替时间。空间向时间的转化会带来时间次序的终止，一定程度上挤占叙事的时间结构，而这恰恰说明了孙甘露有意识地在《千里江山图》中建构地志学层次景观的追求和努力。孙甘露“博物意识”和“恋地情节”中的“上海具象”有着浓郁的社会史和文化志况味。这些景观描写在小说中建构了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各个地标场所在孙甘露的笔下虽历经风雨，但历久弥新。这是作者对城市神韵的开掘，是对城市失落个性和历史的找寻，也是对旧时上海的致敬、怀旧与寻梦。虽然小说承载了政治革命的主题，但是小说中铺陈出来的各类精致生活方式仿佛不是故事时空之要素，因为它们不再意味着都市生活的纸醉金迷，而是叙述者所在话语空间推崇的文化博大精深之表征。孙甘露笔下的“上海具象”渗透着当代中产阶层和精英主义对传统历史文化景观特有的想象方式和体验方式。这不但为小说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色彩，同时也为剑拔弩张的地下斗争故事情境融入了动人的文化活力和丰富的生活气息。

二、时空体层次：生存危机的象征与超克

画作《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构思不仅体现在微观景观上，也体现在山水和平原组成的空间结构的组合与转换上。小说《千里江山图》同样有着严谨的空间意义上的构造和布局。

小说开篇便建构了集体化存在的空间——上海四马路的图书馆仓库。作家、教师、记者、工人、司机、古董商人、苏区人士构成的11位地下党员进入秘密地点，准备接受上级下达的新任务。虽然同为党内同事，但他们有着严格的纪律边界，各有所属的工作网络，遵循单线联系的工作原则。化名“老开”的关键人物也隐匿其中，不直现其身。秘密行动中他们由各行其是的“局外人”突然变成了互相关联的“局内人”，但又都秉持着地下工作者特有的自处之道，公开性和隐蔽性的双重特征让人物关系复杂难辨。

因为叛徒的出卖，一干人等被反动派投入一个空间——龙华监狱。监狱中的阴森气氛和威逼利诱的手段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独立的意义空间单元。作者没有为“犯人”设置单人牢房，而是让他们聚集在公共囚室，短时间的共处以及对“内奸”的互相怀疑导致群体出现裂缝，彼此审视，互相提防。一方面，他们处于各自的信息线之中，较之前单线的有限联系，展开了一种过度的交流；另一方面，因为无法彼此信任，又不能共享所有信息，这又是一种限制性交流。牢房成了政治博弈的角力场，所有人在一个既接触又对立的戏剧化的现实关系中，在洞见与盲视、外表与内心、个体与他者的秩序中历经人性与智力的试炼。虽然作者使用的是全知视角，但是在人物信息和发生事实的呈现上却使用了限制视角，即在不同的情节环节，选择性地呈现人物的信息，用合理化的留白和未知营造悬疑感与神秘感。

国民党特务为了获悉更多情报而将中共地下党员释放，获释后的他们仍然处处受人监视，每个人看似活动自由，但仍处在权力的策划和操控之中，各自的单元空间和他们聚集的“西医诊所”成为监狱的延续。因为内奸的存在，地下党活动几乎完全透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犹如一座无形的牢房。正如小说所说：“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6）

为了找出内奸，聚集在诊所中的每个当事人都从自己的视角试图还原所经历事件的全貌。回忆就是一种叙事，从情节模式上看，貌似故事一遍遍在不同人的行动和视域中被回溯和重复，然而正是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信息堆叠中，细节才得以完善，真相才在推理和解密中呼之欲出。“不是真相或真理越辨别越浑，而是多了视角，多了切面。……怀疑从来不会伤害真相，只会让真相变得更加清白，更加稳固。”（7）

整部小说的意义生成系统仿佛时下流行的交际类游戏“狼人杀”，游戏规则本身就预制了欺骗、诡计和背叛。每个人的真实身份对应着一张牌面，这张牌面除了叙事者以上帝视角知悉，只有拥有它的人自己知道。而作为地下党领导者的“老开”和“浩瀚”以及国民党潜伏特务“西施”都戴着假面，并以发现和“消灭”对方为己任。因而，他们之间的交流既有如实道来，也有故意扭曲，亦真亦假。每个新信息的出现都会给不同身份和角色的人带来新的心理期待，扩大内心的臆想。地下党组织只能通过叙述、发言、行动和推理，以最快的速度甄别“西施”的身份和破解困局，才有可能避免被杀和自身阵营的崩溃。而在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的同时，所有的地下党员也同心协力，既要完成艰巨的任务，也要想方设法挣脱和冲破敌人建构的无形监狱。对此，作者展示了高超的叙述策略和手段，布局工整、层层设障，让人物在有限的空间和牢笼中闪展腾挪。陈千里硬是“靠着一根危险的钢丝绳带领这些人走出困境”。（8）小说结尾，他在黄浦江中猎杀了潜藏已久、有着巨大破坏力的内奸“西施”后，“再次翻身上船，抹去脸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舱，命令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9）虽然任务成功，但是代价不菲，陈千里并没有快意恩仇。这是一个劫后余生式的结尾，暗示了虽然黑夜依旧漫漫，但未来会像黄浦江水一样，日夜不断前行，希望与曙光在前，但也任重而道远。

当我们把小说缔造的内向性空间结构与空间组合关系抽象出来后，就不难看到，这个类似于梯形式的空间切割、分配和连接，有着某种统一的深度构成，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连续、可沟通的整体，遵循着从“仓库—有形的监狱—无形的监狱—自由”自足的转换逻辑。这种空间的内在结构与秩序的因果性及连续性，不仅成为小说派生一切的结构图式，同时决定了作品中人物的处境与人物关系的分聚离合，决定了情节的展开方式和生成机制，构成了作品犬牙交错的悬念张力。

《千里江山图》的时空体层次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双重特征。它既是作品中政治斗争“计中计”“局中局”展开的空间，同时，小说中的时空结构也具有政治隐喻特征，是社会和历史的寓言，是当时令人窒息的统治秩序和反统治秩序博弈的象征。黑暗统治下旧中国到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生存境遇，每个人都是囚徒。在信仰的维系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为冲破牢笼，革命者走在一起，面对政治迫害与人身伤害，为了未竟的事业，他们只能以限制性方式进行联络和交往，而要取得阶段性胜利，就必须克服这个空间机制所带来的禁锢和障碍。

作者在地志学层次空间和时空体层次空间的营造中仿佛使用了两套笔墨。前者鲜活而充满细节，有着日常生活的安稳、温馨和亲密；而后者则是由人物的政治历练开垦出来，渗透着刀光剑影，令人紧张而兴奋。它们相互联系，又各行其道，构成了小说气氛的两极化张力。

三、文本层次：以人物延展时空容量

小说是遵循特定时间逻辑的文本，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千里江山图》不仅有抽象和具象的空间设置，而且有着叙述上的形式感，有着历时性的展开策略和时序配置上的技巧。

《千里江山图》文本的物理时间设定非常明确，它描写了从腊月十五到次年正月十五这一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严格限定的文本时段对叙事的容量和凝练度构成了很大限制与挑战，而作者显然又有着叙事上占据社会全景的雄心。所谓“千里江山图”，不仅要呈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项专项行动，还要全景式呈现20世纪3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广州和南京，乃至包括苏联和瑞金苏区在内的政治斗争中波诡云谲的历史风潮，呈现国共两党漫长角逐的广阔历史图景的一角。

为实现绵密饱满的叙事目标和主题意图，一方面，作者以直叙的方式展开当下性叙事，叙述了“千里江山图”计划推进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满足于顺时性叙述方式，以类似于人物群像展览的方式，不断地更新角色，以新出现人物的讲述和回忆展开复线结构，自然地延长小说的时间流，将当下时空之外的时空内容整编进来。不能理解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正是在过去与现在多边关系的对话中，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整个故事也可以看作是由人物统一串联起来的，通过一个故事单元知晓另一个故事的动机，以既连贯又不连贯的延伸链条在局部形成了参差的结构，但在故事的整体上却取得了和谐的效果。这种以增加人物推演情节的做法，并不来自作者的主观设定，而是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与事实，他们以单线联系，人物的接触必然是接次出现和互相介绍的。与其说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安排，毋宁说是与情节内容相匹配的顺其自然的选择。散居在各处的人物各自所属的零散陈述、独白和回忆，让整个叙事线索呈现出非规整化的拓扑状态，通过不断引出人物和人物的回忆构成错时的幅度，形成叙事的多维流动状态。这种非线性的、散点透视的故事流建构起更大的叙事时空幅度，可谓一幅绵延千里的江山图。

对时间非线性的设计和将叙事不断时间化的努力，也使叙事线条始终处于聚合和开放的未就绪状态。一般而言，长篇小说都有着定型化和较为集中的线索、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这部作品虽然也围绕着转移中央领导的任务展开，有着突出的中心事件和因果联系非常明显的情节，但是，因为它借用人物的衍生来创生情节，一个人物的主题情节耗尽，可以通过另一个人物来填补，这构建了叙事的伸张度，也形成了叙事的不确定性。作者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人物的创造来寻求叙事上的无穷可能性。正如阎晶明所说：“《千里江山图》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人物，这或许不符合通常的长篇小说做法。过多新的人物出现，会给人一种借新角色来推动情节发展、转折故事走向的印象。”（10）

的确如此，孙甘露企图在相对有限的文本时间内完成大容量的内容建构，特别是选择了人物展览法的方式，让整个人物关系和叙事半径不断拓宽，也令叙事始终处于某种无穷的、无限制的自然流动当中。而这种不拘常例的写法也印证了孙甘露一贯的写作追求：“对写作而言，不应该有某种预设很强的东西预先摆在那里，这样的写作好像是将预先设计好的东西均匀地散布到作品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构成一个作品，这种方式是我不喜欢的。可以将写作看作是自我搏击，什么时候击倒自己，或什么时候出现意外，谁都无法预料。”（11）

但无论如何，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追求对非叙事性的文化景观巨细无遗的表现，是见证和充实，也是干扰和消耗。因为大幅扩大景观书写的比重势必会挤压人物展示空间和情节的连续性。为追求紧凑的故事节奏，必要以某种方式来补偿过多的静态景物描写而放慢的叙事速度。而借助人物的语言、动作和行为，特别是片段性和速写性方式，多快好省地加速叙述频率，就成为必然选择；与此同时，也势必做一些情节上的合理让渡，特别是人物性格和心理描写方面的省略。所以，《千里江山图》中的多数人物的作用都是情节功能意义上的，性格特征往往不为环境所动，起点如何，终点就如何。

《千里江山图》中最动人、最具人性感染力的部分恰恰不是通过主线索叙事呈现的谍战故事，而是借助主题人物的视角，通过回忆呈现的爱情和信仰纠葛的故事。前者基本上依靠叙述者的叙述，处于故事主线上的人物始终在彰显和承担自己的历史角色，多是单薄的概念剪影，缺少有深广度的心理品质和人性深度；而后者却依靠内心独白式的回忆，所以也自然地附着了更多心理感受的情感潜流，人物内心更具丰富性，心理开掘也更具深广度，反而成为小说的中心。

陈千里、叶桃和叶启年三人之间的爱情、亲情和信仰之间的恩怨情仇是复线最为核心的部分。虽然陈千里和叶桃仍是作者选择出的能够充当历史精神主角的角色，他们的人生仍是被宏大观念规约的人生，但他们的故事却是小说中最具情感波澜的部分。两个人的相识、相恋与分离几乎全部在陈千里与叶启年的现实博弈间歇被一点点补述出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革命小说中革命浪漫书写的传统由来已久，茅盾早在“蚀”三部曲中就已做出了“革命+恋爱”的标准示范，而后此类模式作品也不断衍生。孙甘露书写的这种革命青年的爱情故事显然是在这个历史传统之中的，但是他笔下的陈千里和叶桃，既没有茅盾笔下革命青年的恣肆与彷徨，也没有像《青春之歌》中革命青年成长的分明层次，更没有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生命的随意性和个人化。孙甘露选择了极为克制与温和的方式来表现陈千里和叶桃之间的爱恋与信仰，这段心与梦的故事有着某种古典主义的健康、适度和高远，成为作品中直达人心的情节。

结 语

《千里江山图》是以革命起源和英雄传奇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红色叙事，然而它却不以题材或者人物塑造取胜，它的夺目之处在于以调用空间形式来唤起历史想象的方式。它借用空间微缩历史，以匠心独运的解说框架和讲述规范建构了小说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空间，实现了作品的文化性与叙事性、历史性和当代性，以及人文性与审美性的统一。然而，也正因为过多致力于时空上的铺展，客观上导致了作品其他维度上的力所不逮。比如，为了完成讲故事的目标，保持叙事平衡与节奏，作者压缩了人物描写施展的空间，人物塑造整体上较为单薄，一些人物性格比较扁平，只是某些规定动作的执行者。同时，散点透视的方式也导致枝蔓过多，一些人和物没有形成稳定的共同体关系，设置缺乏功能性，比如开篇大篇幅渲染的骰子，还有穆川和陶小姐等人物，在后续的情节中不知所终。又如“西施”身份突如其来的曝光方式，卢忠德杀害心仪对象凌汶等重大情节的转折，也缺少必要的理由和铺垫，难免显得有些突兀。但无论如何，这部以空间叙事特征取胜的长篇小说，继承了孙甘露小说一贯的实验性品格，是近年来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注释：

（1）许兰娟：《凯瑟琳·安·波特小说的叙事研究》，第145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7。

（2）（3）（4）(6) （8）（9）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第57-58、198、322-323、121、130、37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

（5）魏饴：《小说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7）麦家、何平：《关于〈风声〉的风声，或一个小说家的怕与爱》，《上海文学》2021年2月号。

（10）阎晶明：《最先锋的新拓展——孙甘露〈千里江山图〉读解》，《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11）孙甘露、杨扬：《文学探索：比缓慢更缓慢的工作》，《南方文坛》2004年第5期。

空间决定生活方式 戴维·洛奇小说《好工作》的空间叙事

戴维·洛奇(1935—)是一位有着国际影响力的英国当代作家、文学批评家。自1960年发表处女作《看电影的人》至2011年推出传记小说《风流才子的双面人生》, 洛奇一共出版15部小说和15部文学批评专著, 文学创作及批评齐头并进, 堪称文坛佳话。洛奇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任教二十七年, 以学者校园生活为主题的校园三部曲(《换位》 《小世界》及《好工作》)成为洛奇的代表作, 其中《换位》是洛奇第一部在商界及批评界均获得成功的作品, 《小世界》被称为是“英国战后校园小说的集大成者”[], 相比之下《好工作》获得的关注较少, 但这部作品的文学成就并不逊色。《好工作》发表当年即入选《每日快报》图书排行榜, 次年改编为电视剧在BBC播放。在一次访谈中, 洛奇提到: “ 《好工作》让我深感自豪, 因为它涉及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而在此之前我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为了写这个故事, 我做了不少调查。”[]小说以撒切尔夫人工业年计划为背景, 将校园小说与工业小说结合, 是知识分子身份重建的积极探索,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换位》及《小世界》中纵情享乐、道德沉沦、学术投机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救赎。国内外对该作品的批评主要围绕校园小说及工业题材小说的结合以及小说的叙事手法, 但对小说其他层面的发掘还远远不够。

《好工作》是洛奇从伯明翰大学退休专职写作后的第一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洛奇走出象牙塔, 完成了对“卢密奇” (洛奇多部小说中虚拟的背景城市)的整体建构。“为了让从未来过这里的读者明白, 我也许应当做点说明, 卢密奇是一座虚构的城市, 有若干虚构的大学和虚构的工厂, 居住着虚构的居民。为了小说的需要, 它占的正好是伯明翰所谓的真实世界里所处的地理位置。”[]伯明翰是洛奇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伯明翰与卢密奇的这层对应关系已是读者与洛奇的心照不宣, 而洛奇在这部小说的按语里颇显多余地请读者对号入座, 似乎也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空间对这部小说的重要性, 从空间的视角来重读这本小说无疑会丰富我们对作品解读的维度。

任何叙事作品都必然涉及某一段具体的时间和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空间, 然而长久以来文学被视为时间的艺术, 空间的意义被忽视。20世纪下半叶, 许多学者将空间维度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来, 叙事学研究经历了所谓的“空间转向”。鲁思·罗侬(Ruth Ronen)在《小说中的空间》(1986年)一文中指出叙事作品中的空间有三种组织结构形式: 1)连续的空间(文本中包含多个毗邻的连续空间, 人物可以自由地在多个空间穿行); 2)彼此中断的异质空间, 但在特殊情况下人物可以直接进行跨空间的交流; 3)不能直接沟通的异质空间, 只有通过转喻()人物才能在这一空间进行沟通, 如嵌套叙事、书中书等[]。本文分析《好工作》中三种空间结构形式的运用, 从而挖掘空间在组织叙事、主题传递、人物塑造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一、连续的空间

《好工作》第一部分为三章, 呈现出空间化叙事的特点。第一章和第二章以1986年1月13日星期一早上6∶ 45这一故事时间为切入点, 全知叙述者采用“上帝视角”分别叙述了男女主人公起床后到出门工作这一时间段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 期间穿插人物的背景介绍, 让读者对主人公有了全面立体的认知。男主角维克多·威尔科克斯是一家制造厂的经理, 务实精明, 是功利主义的信奉者及实践者。女主角罗玢·彭罗斯就职于卢密奇大学, 是一位时髦的左派女权主义英国文学讲师, 因为研究工业小说又迫切想要拿到卢密奇大学的永久教职而被指派参与“影子计划”, 每周一天去维克多的工厂充当维克多的影子, 从而促进工业与学界的融合。当两人各自离家驱车去工作时, 小说转为人物视角, 跟随人物上班的路线, 借人物的眼睛全景式呈现卢密奇这座城市。这种呈现方式突出了空间的连续性及整体感, 人物在空间中随意穿梭。两个人物视角既形成对照又相互补充, 凸显了人物对空间的主观阐释, 进而折射出人物的阶级归属及价值取向。

第三章开篇写道: “校钟敲了十一点, 它的鸣声与远远近近其他钟声的鸣声相互重叠。全卢密奇及周边地区, 人们在工作——或者不工作, 那就具体看情况了。”[]接下来的篇幅里, 小说借鉴了电影蒙太奇时空交叉和时空并置的叙事方法, 同一时间不同场景交叉出现, 主角与配角轮番亮相, 空间的变异推动着叙事进程, 直到原本处于平行空间的两位主要人物因影子计划, 命运产生了交集。

小说第一部中, 空间描写占据了大量篇幅, 它不仅为情节的铺展、人物的活动提供背景, 同时也是一种叙事技巧, 单一的时间顺序被打破, 空间逻辑与时间逻辑交织, 使作品呈现出空间化的叙事效果。在此, 文本更似一幅地图, 读者俯视着盘踞于卢密奇不同空间的人物, 看他们吃喝拉撒、蝇营狗苟, 小说人物通过空间联系产生了一种同存性的关系。

二、彼此中断的异质空间

洛奇是一位自我意识极强的作家, 在其作品里往往隐含着解读其作品的钥匙。小说后半部, 维克多自愿申请每周去大学一天, 充当罗玢的影子, 并读起了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书中一篇题为《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对理解小说尤为重要。阿诺德对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影响深远, 他将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及劳工阶级的称呼更名为野蛮人、非利士人及群氓。野蛮人这个称呼并没有贬损贵族的意味, 阿诺德肯定贵族曾为元气丧失殆尽的欧洲注入活力, 使之振兴, 但“作为既定秩序的后裔, 其固有的特点是天生远离思想……但这并非因为它厌弃光明, 有悖情理地喜欢阴郁沉闷、闭目塞听的生活方式, 而是因为它受到诱惑, 被世俗的辉煌、平安、权力和欢愉引诱着, 离开了追求光明的道路”[]。非利士人充满干劲, 有很强的事业心, 但是他们过度沉溺于创造物质财富, 盲目崇拜工具信仰, 以至于眼界狭隘、阴郁沉闷。至于群氓, 阿诺德认为他们是贫困愚昧的, 总是站在无政府状态一边, 总是站在文化的对立面上, 社会混乱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群氓精神”造成的。三个阶级特点鲜明, 但他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此外, 阿诺德认为: “在各个阶级的内部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 他们的指导思想不是阶级精神, 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 是对人类完美的热爱。”[]他们被阿诺德寄予厚望, 视为真正的文化使徒, 但这一群体的数量有限。阿诺德最终将社会变革之希望转到了非利士人身上, 然而是经过异己分子改造过的、祛除了庸俗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有修养的非利士人。

《好工作》是洛奇对阿诺德英国社会阶级分析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戏剧化再现。在小说中, 以维克多和罗玢为代表的非利士人和异己分子, 以及由移民及下层民众组成的群氓各自蛰居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中, 彼此隔离, 不相往来。洛奇不吝笔墨刻画了不同人物的生存空间, 当然, 小说世界的空间从来不是“无生命的一个容器”[], “叙事作品中的空间总是填满了空间以外的许多意义”[],《好工作》中不同的生存空间铭刻着清晰的阶级属性及性别属性。第一部呈现作为一个完整的、延续空间的卢密奇, 实际被分割成数个彼此中断的异质空间。

(一) 空间的阶级属性

苏塞科斯校园, 拥有现代主义·帕拉迪奥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物, 情趣高雅, 错落有致……但对于前来深造的青年学子来说, 却有一种陷入迷津的效果。从法默火车站爬坡而上, 你有一种卡夫卡的感觉, 仿佛你走进了一个纵深的舞台, 那里明明是三维的物体, 到头来却是粉刷一新的平面体; 你越快地向现实追去, 现实愈快地向后退去。割断了与成人世界的正常社会交流, 被性放纵社会的精神实质解除了禁忌, 学生容易变成脱缰的野马, 沉溺于杂乱而糜烂的性生活和毒品体验, 否则他们就会愁的发慌[]。

从罗玢的视角对于苏塞克斯校园的描写, 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大学角色的省察。苏塞科斯校园是知识分子处境的缩影, 迷津效果反映了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知的迷失, 貌似三维的舞台走近却发现是个平面体, 反映了学界生存空间的扁平化。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 大幅削减教育经费, 使得知识分子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与现实的脱节预示着知识分子需要走出象牙塔, 摆脱闭门造车的窘境。学生糜烂的私生活深刻地暴露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危机。同样是大学校园, 在维克多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维克多看来, 这所大学俨然是一个小城邦, 一个学术的梵蒂冈, 他总是敬而远之, 一面心生敬畏, 一面又不赞同它对自己所在的俗气繁忙的工业城表现出的那种高傲超然的神气。”[]

知识分子应隶属于中产阶级, 但从阿诺德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 知识分子在气质上与阿诺德笔下的野蛮人更加契合。作为中产阶级一员的阿诺德看到贵族的“一座座邸宅立在风景线美丽又堂皇”时, 便会自语道“瞧这野蛮人的堡垒”[], 这与维克多看待大学的态度如出一辙。不同阶级对于同一空间的不同解读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冲突。

所有的空间意象都不只是孤立、静止的存在, 每一条街道, 每一座建筑都在讲述它曾有过的兴衰荣辱, 彰显自己的存在。在第一章中, 洛奇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卢密奇郊区的“黑暗之乡”, 19世纪初, “黑暗之乡”所处的位置发现了丰富的矿藏, 人们采矿、掘石, 漫山遍野都是矿井口, “在那里干活的男女老少住的简陋寒酸的小屋层层叠叠, 形成一种漫衍无序的工业城市集合体, 白昼死气沉沉, 黑夜阴森恐怖”[]。在工业鼎盛时期, 总有一片烟幕笼罩在上空, 总有一层煤灰和烟尘覆盖着大地, “黑暗之乡”因而得名。随着煤铁矿层的枯竭, 重工业的萎缩和新能源的开发已经减轻了空气污染, 目前“黑暗之乡”看不出比相邻的城市黑暗多少。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的年月, 这个地方吸引了从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海地区来的大量移民家庭, 那时有大量的就业岗位, 目前却饱受失业之苦。外国游客有时认为这个地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此地居民的肤色。“黑暗之乡”浓缩了英国近二百年的工业发展的历史, 各个经济发展阶段均在空间留下印记, 通过空间描写来呈现历史变迁, 读者有很强的代入感。“黑暗之乡”在维克多眼里是合理的存在, 是已逝时光的凝固与保存, 然而在罗玢看来却是匪夷所思地狱般的所在, 两位主人公路过“黑暗之乡”所见所感的差异, 更加丰富了空间的内涵。

洛奇偏爱用罗玢的视角描写群氓的生存空间, 他者视角的介入, 使读者对于群氓触目惊心的生存环境感同身受。以罗玢参观的铸造厂为例:

他们走进了一幢大建筑物, 高高的拱顶隐藏在阴霾中。这个地方回荡着罗玢从未经历过的最粗野狂暴的噪音。她的第一个本能就是捂住耳朵, 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 于是又放下双手。地板上覆盖着一层看上去像煤灰似的黑色物质, 但在靴子底下发出嘎嘎吱吱的摩擦声, 又好像是沙子。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又像硫磺又像树脂的气味, 黑色的粉尘像毛毛细雨似的落在他们的脑袋上。随处都是敞开的熔炉的门, 像个红光熊熊的血盆大口……在罗玢的眼里, 它最像一幅中世纪的地狱画——尽管不好说那些工人更像魔鬼还是更像打入地狱的亡灵。他们大多数, 她注意到, 都是亚洲人或者加勒比海人, 跟大多数是白人的机械车间形成对比[]。

人在空间里最能呈现生存的状貌与意义, 工人地狱般的工作环境令罗玢错愕万分, 不同阶级迥异的生存空间彰显着激烈的阶级冲突以及种族冲突。维克多对于大学价值的质疑掷地有声: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为学生专门修建庞大的三星级酒店? ”“为什么我的工人要纳税来维持这些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已经适应的生活方式? ”[]然而罗玢曾直言不讳, 教师的铁饭碗是学术自由的唯一保证。只有生活无虞, 衣食无忧, 知识分子才能潜心学术, 追求阿诺德笔下的“光明与美好”。大学是继续孤芳自赏, 高举人文主义大旗为自己正名, 还是放下身段迎合工业社会的发展需求, 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小说中的“影子计划”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是有益的探索, 也是无奈之举。有一刻, 罗玢幻想着在大学设立开放日, 工人走进校园与学生自由平等地交流思想, 而事实是从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 一个黑人园艺工在校园里除草, 与半躺在草地上的学生, 没有任何交流。“学生们方面没有公开的傲慢, 园丁一边也没有明显的愤懑, 只有一种对接触本能的回避。尽管身体时有接近, 但却生活在两个分开的世界上。这似乎是一种很地道地处理阶级和种族分歧的英国方式。”[]消弭阶级冲突任重而道远, 身为异己分子的罗玢最终决定放弃美国大学优渥的教职, 留在卢密奇承担自己的文化使命。经历过现实主义洗礼的异己分子为摒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改造非利士人提供了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 在展现空间冲突时洛奇使用了陌生化的手法。在《小说的艺术》中, 洛奇写道: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创造的另一个价值连城的评论术语。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1917年首次发表的论文中认为艺术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用陌生的方式来表现熟悉的事物, 从而克服由习惯带来的麻木的感觉。”[]在《好工作》中, 维克多与罗玢对自己生活的空间早已习以为常、无动于衷, 因此洛奇将他们互换, 描述他们闯进对方的那个陌生的生存空间所产生的视觉震撼和心灵冲击, 陌生化的视角使得作品多了一分省察与批判, 赋予作品更多的戏剧张力, 与读者的阅读体验也更加契合。维克多眼中的大学以及罗玢眼中的工厂, 使得阶级冲突得以可视化呈现, 凸显了学院与工业的隔阂与对峙, 其背后是英国社会两种价值体系即自由人文主义及功利主义的冲突。

(二) 空间的性别属性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 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 相反, 当今的许多社会空间往往充满矛盾性地相互重叠、彼此渗透[]。空间除了具有阶级属性, 其性别属性同样不容忽视。正如 所言: “空间既反映也影响着我们社会中性别构建与理解的方式。”[]在《好工作》中, 洛奇塑造了一位与罗玢形成鲜明对比的传统女性, 即维克多的妻子——玛丽乔。玛丽乔年轻貌美时嫁给维克多, 之后便从公共空间中退出, 生育和抚养几个孩子。如今她和维克多及几个孩子居住在一个有五间卧室, 四个卫生间的新乔治风格的住宅里, 里面配有“肾脏形的洗手盆、镀金的水龙头和塘坳式浴缸, 还有流线型的马桶”[]。这一住宅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个标签, 也是玛丽乔主要的活动空间。但她只是这个房子里身材发福、个性模糊、庸俗狭隘的女主人。蜷曲在一个狭小固定的私人空间里, 她像被搁浅在一个孤岛上, 对丈夫唯唯诺诺, 对已经长大的孩子无力掌控。当维克多倾心于罗玢, 玛丽乔并非没有察觉, 但她已经无能为力。在小说末尾, 当维克多被公司解雇时, 玛丽乔却表现出意外的淡定, 她决定走出家庭, 和丈夫一起创业, 对于即将失去的房子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舍, 也许潜意识里玛丽乔也意识到这栋房子带给她的更多是禁锢, 而非归属。“维克多吃惊地望着她。她两眼放光, 笑容可掬, 面颊上还有两个酒窝。”[]传统观念要求女性隶属家庭, 然而女性在家庭中难以找到价值感, 狭小的生存空间成为女性发展的层层阻碍。因此女性要获得独立和自由, 首先应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社会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说家庭与女性紧密相连, 职场或者工厂更多是男性的舞台。罗玢工业小说讲义中提到:

工业资本主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激发它、维护它的发明家、工程师、工厂主和银行家统统是男人。最最寻常的转喻性工业标志——工厂烟囱——也是具有隐喻意义的阳性象征物。十九世纪文学中工业的自然景观或市镇景观的典型形象——高耸的烟囱刺破云天, 吞吐出黑色的烟带, 建筑物随着巨型引擎有节奏的打击而震动, 列车势不可挡地穿越被动的乡野——凡此种种, 无不渗透着一种主宰与破环的男子性行为[]。

工厂车间充斥着男性荷尔蒙, 找不到女性的存在感, 偶尔出现女性工人也基本丧失了女性的特征。车间里贴满了从软性黄色杂志上撕下来的裸女的图片, 油迹斑斑, 与其余的垃圾没什么两样, 即便被降格为男性欲望的符号, 也很快被人视而不见。当罗玢得知维克多想要解雇一名工人, 她决定为这名工人通风报信, 作为擅闯男性空间的女性, 她“惹眼地就像这地方来了某种稀有动物, 一只白雌鹿或一只独角兽似的。尽管机器声隆隆, 但她风三火四地穿过工厂时, 身边狼嗥似的挑逗唿哨, 猫叫般的嘲弄嘘哄依稀可闻。工人们的口哨吹得越响, 他们的话就越下流, 她就走得越快, 然而她走得越快, 她就越成为一种性对象, 或者性猎物”[]。

洛奇早期作品中因女性形象单薄而饱受诟病。洛奇在访谈中曾提到《好工作》一半的篇幅是由女性视角完成的, 自得之情溢于言表。罗玢一位年轻貌美、思维活跃、特立独行的女权主义者、结构主义者, 只身闯入一个男性空间, 尽管受到挑衅, 却没有受到惩罚和伤害。不仅如此, 她没有辜负洛奇赋予她的拯救非利士人的文化使命。

罗玢与维克多代表各自阶级立场, 价值观激烈碰撞迸发出的火花慢慢有些情欲的味道, 但这场爱情戏码其实是维克多的一厢情愿, 用罗玢的话说: “我不需要一个男人来完成我”[]。维克多在改变, 不再听低俗的流行歌曲, 摒弃对大学的偏见, 每周一天走进校园充当罗玢的影子, 开始阅读文学经典, 工厂车间里也撤换掉了色情图片。维克多成为经过文化改造过的、祛除了庸俗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有修养的中产阶级, 是被阿诺德及洛奇寄予重望的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维克多的改变却被他原有的阶级视为异端, 进而将他解雇。此时, 罗玢意外继承了一笔遗产, 她慷慨解囊, 帮助维克多创业, 异己分子不仅改造了非利士人, 也成就了非利士人。

三、不能直接沟通的异质空间

《好工作》中嵌入了工业小说的课程讲义, 并且与伊丽莎白· 盖斯凯尔的《南方与北方》、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及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互文[]。与经典工业小说的互文, 既是向经典的致意, 也使得作品的创作有了依托和参照, 实现了文本之间穿越异质空间的对话。

洛奇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为读者科普晦涩的文学理论, 《好工作》也不例外。罗玢关于工业小说的讲义嵌套在文本中, 为小说做了最好的注解, 读者完全可以对照这篇讲义按图索骥。例如罗玢评价《南方与北方》中的男主人公: “他是个狂热地信奉供求规律的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他在工人们时乖命蹇、工资低微之时不表同情, 在自己面临破产之际不求怜悯。”[]该评价同样适用于维克多, 即便是高明的批评家恐怕也很难对维克多做出如此一针见血且高度凝练的概括。讲义中还提到: “由于无法为他们在自己小说中描写的社会问题想出一种政治解决的办法, 工业题材小说家只能拿出对他们人物个人困境的故事化的解决办法……一笔遗产, 一桩婚姻, 移民或死亡。”[]小说的第一部就为结局埋下了伏笔, 是洛奇的自我解嘲, 典型的英式幽默。

此外, 小说每一部分的前言都配有经典工业小说的引文, 不仅表现了英国工业小说穿越时空的传承, 同时引文往往画龙点睛, 帮助读者构建期待视野。比如小说的前言引用了本杰明·迪斯雷利《西比尔》的一段文字:

“两个国家; 两者之间没有交流, 没有同情, 他们对彼此的习俗、思想和感情一无所知, 仿佛他们不在一个地区居住, 不在一个星球生活; 他们受的不是一种教养, 吃的不是一种食物, 守的不是一种规矩……” “你说的是——”艾格雷蒙特犹豫地说[]。这段引文开篇明义, 表明小说讲述的仍然是两种文化, 两个阶层的隔阂, 而“你说的是——”欲语还休, 耐人寻味。

小说最后一部引文出自夏洛蒂·勃朗特《谢莉》 : “故事讲完了。我想现在我看见高明的看官正戴上眼镜寻找寓意。如果予以指导, 那将会辱没了他的卓敏。我只说一句, 祝愿他在寻求中马到成功。”[]引文的巧妙使用, 使得作者和读者能暂时跳出小说的叙事框架, 暴露了作者对读者的操纵意图, 是洛奇特有的狡黠和卖弄。

四、结束语

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与阅读都离不开对空间的想象与建构。《好工作》使用三种空间的组织结构形式, 在对卢密奇这一虚构城市进行整体构建的同时, 也展现了它的割裂及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戏剧化地再现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和传统人文主义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传统工业小说的巧妙融合, 实现了作品与经典跨越时空的呼应, 拓宽了校园小说的故事空间, 这为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 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