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常识的一个意思是指普通社会中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所应有的知识，即“普通知识”。“日常语言”不断在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普通知识代替传统的常识，以此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任何一个国家里，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用一套新语言一下子替代人们习惯使用的日常语言。语言总是在更新的，但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成功推行一种与以前几乎完全不同的新语言，需要有高度组织化的机制，也需要有远远超过“少数个别人”的推动参与者。

《第三帝国的语言》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翻译工作的不易与苦心，译者在书的后记中已经说了，不再赘述。相比起翻译，克莱普勒为写这本书固然在材料搜集和问题思考上耗费心力，但成文也许反倒不如翻译来得艰辛。这主要是因为原书是用德语写的，并且是为德语读者写的，无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对于今天的德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能起到历史记录的作用，让年轻一代德国人不要忘记，德国人的日常语言曾经遭受过纳粹政权何等全面的控制和严重的败坏。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作用不止于此，所以不能拿它当一本与自己无关，只是历史知识的书来读。

中国读者对这本书会有与德国读者不同的读法，需要他们更积极地借助自己过往生活经验的联想。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语文学观察的是日常语言的运用。他对德国纳粹时期的日常语言偏重于描述性的分析，但并未像一些研究纳粹宣传的著作那样把描述的现象归纳成基本的类型，中文本读者需要自己来补充这样的归纳，以便联系自己日常语言的词义、句法、修辞等诸方面现象。例如，宣誓动员的句式、最高级的滥用变成了一个实际上平常普通的形容词、贬义的说法变成了褒义、庄严用词的琐屑化、造出新词、起用老词、标语式的口号、时兴的名字、起导向作用的 “掩饰性语言”，甚至还有标点符号的运用（如讽刺性的引号）。

美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 ）在《12年帝国》（ The 12-Year Reich）中称纳粹的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克莱普勒只是告诉我们哪些带钩的渔叉插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插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他并没有为我们解释这些带钩的渔叉是用什么和怎么制作的，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或作坊里制造的。他是一位语文学家，也许他把解释的工作留给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

语言对纳粹统治下德国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克莱普勒说：“少数的个别人就在为全体人民提供着唯一通行的语言模式。是的，最终可能就是这个唯一的戈培尔，是他在左右着这个持有通行证的语言，因为他不仅比希特勒讲话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经常性和规律性方面也胜过希特勒，特别是领袖越来越沉寂了。”今天，对纳粹宣传的研究（美国学者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便是一个代表）让我们看到，纳粹的语言并不是由少数几个纳粹党魁发明，然后传授或强加于全体德国人的。纳粹的语言是在“宣传”的话语机制里生产出来的，它通过多种组织形式来贯彻政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弯曲的脊梁》中对纳粹宣传及其政治组织机制的研究分析可以成为对克莱普勒语文观察的重要补充。

任何一个国家里，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用一套新语言一下子替代人们习惯使用的日常语言。语言总是在更新的，但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成功推行一种与以前几乎完全不同的新语言，需要有高度组织化的机制，也需要有远远超过“少数个别人”的推动参与者。谁是那些在纳粹组织化机制里的主要参与者呢？他们首先便是纳粹的精英。格伦伯格指出，纳粹的统治依赖于意识形态，而这必须要让纳粹党的语言成为国家的语言。纳粹取得政权之前，六千六百万德国人中有八十五万正式纳粹党员，每七十七个德国人中一个。纳粹执政后，党员人数最多时为八百万（总人口为八千万），达到了希特勒提出的德国人要有百分之十精华的要求。纳粹党员是党的语言的主要使用者。使用这种语言是立场坚定、政治忠诚、思想纯洁的表现，也是在语言上表现出比一般人“进步”、“先进”、“有觉悟”的区别方式。普通人不仅仅是在读报纸和听广播时学习新语言，而且也是在不知不觉地模仿比他们先学会这种语言的邻居、熟人、同事和朋友。纳粹统治的两大支柱是纳粹党组织和公务员，也就是官僚机构，用格伦伯格的话来说，“这两套有机组织是共生的，通常很难断定是谁寄生在谁身上”。官僚有机组织中的成员即便不是纳粹党员（精华），也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工作语言便是纳粹党所使用的新语言。

这一套语言通过宣传、教科书和教师进入课堂，灌输给学生，教师对这种语言的意识程度当然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该用的语言，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当中许多人自然运用或唯一能自然运用的语言。德国教师是最善于与纳粹合作的职业人群。他们是最善于配合纳粹的，百分之九十七的教师是纳粹教师联合会（NSLB）的会员。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大批乘顺风船的人入了党，1936年纳粹停止大规模吸收党员。就在这之前，已经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教师联合会员是纳粹党员。教师联合会中的党员人数是纳粹公务员联合会的将近两倍。担任纳粹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更高，教师是百分之十四，而公务员则是百分之六。在纳粹党高级干部中，有七十六名区领导和七名大区领导是教师出身。教师所惯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说教和腔调对纳粹话语有很大影响。许多忠于党的教师在学校和基层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成为影响和教育学生的表率。

在普通人那里，语言改变他们的思想习惯和对日常事务的合理性判断。《第三帝国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纳粹统治下的“日常语言”与“常理”之间的联系，启发我们从语言与常理的关系去记忆并有所反思。“文革”也是“日常语言”和“常理”遭受严重扭曲的一个时期，而这一点还有待于研究者更充分细致的关注和记录。几年前，我一次在香港开会，碰到一位研究“文革”问题的年轻研究生，偶尔提到了1968年毛主席向工宣队送芒果的事。那时候，大家把放久了已经腐烂的芒果煮成汤，举行分享的仪式。当时，取芒果必须叫做“请芒果”，去书店买毛主席像必须叫“请宝像”，“请”是“文革”时专用于伟大领袖的特殊用语。这位同学从没听说过“请芒果”和喝芒果汤的事。她问道，“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她不能理解，“日常语言”和“常理”怎么可能被扭曲到这样的程度。

在我们经验之外的事，如果听起来太违背常理，就会觉得“离谱”，难以置信；即便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于是会将其判断为“不合理”。“合理”的“理”（sense），是与人的感官（）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平时说的“离谱”或“不合常理”，指的是与日常生活常识相违背的事情，因此特别荒谬、荒唐、滑稽、可笑。按照“常理”（或“常识”），人怎么会把腐烂的芒果煮成汤，欢天喜地地分而食之呢？又为什么会因此觉得无比幸福、快乐，无上荣光呢？人类对腐烂的食物有自然排斥的本能，在生理上有自然感觉到的“恶心”，这是常理，也是常识。但是，语言可以改变人的常理和常识。喝芒果汤是领受“毛主席的恩情”，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样的语言改变了“烂芒果汤不能喝”的常理。

一个人喝烂芒果煮成的汤，陶醉在幸福之中，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原有的常理意识（他并不会因此去喝其他烂水果的汤），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常理的扭曲（自愿不自愿是另外一个问题），而这种接受则是在语言的影响和作用下发生的。语言甚至还造就了一种代替原先常理的“新常理”，例如，毛主席理应受到人们的无限崇拜。他伟大、英明，一举一动都具有神圣的意义，对他的崇拜，形式越极端，越匪夷所思，就越能显示出“忠心”。我在农村插队时，村子里有一位妇人脱光了上衣，把领袖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上表示忠心，一面还见人就问，你敢不敢。她所夸耀的“忠”便是改变常理（像章不能别在人的皮肉上）的语言。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里德（ Reid）就已指出，人的常理与日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致的。他认为，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觉是获得关于生活世界的直接知识来源，一般人的日常想法都是以这种知识为依据的，而他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称为“普通语言”， ）则是他们日常想法的反映。里德关于日常语言与常理、常识有所联系的观点也影响了后来的语言哲学家（如 E. Moore和John L. ）。里德讨论的是一种“感觉”（）不经中介解释而与“平常语言”（ ）发生的联系，他有时也称之为“粗鄙之人的真实想法”。里德无法预料到的是，形成日常语言与常识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需要经由长时间的自然过程，而是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由极权统治通过宣传的人为机制来有效而成功地完成。

我们平时所说的“常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人类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而得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即“寻常见识”。里德所说的便是这样一种常识，它是由人的经验感觉而来的知识，不需要经过什么解释，任何一个粗鄙之人都能对真实有所知觉，卑之无甚高论，多为这种常识而已。例如，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整体的某一个部分不可能大于这个整体；是风调雨顺就不是天灾，在风调雨顺年头挨饿，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常识的另一个意思是指普通社会中，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所应有的知识，即“普通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直接从经验感知而来的，而是已经经过某种“解释”,如生活小常识、健康常识、职场法则、育儿常识、两性知识、法律常识，当然还有公民常识、政治常识、处世之道的常识等等。在极端境况下，日常语言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往往是这种“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例如，“大跃进”、“放卫星”一旦成为日常语言，亩产万斤也就成了新的“常识”。政治正确的“日常语言”不断在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普通知识代替传统的常识，以此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阿伦特在《理解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常识是一种人用以进行判断的依据，当人不能将判断的依据“诚实地运用于核心政治问题”时，一般的常识判断也会失效，这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颠倒了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着遵循那些曾经是常识的规则来辨明方向”。常识不只是一个人独自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直接知识，而且是与他人的一种联系形式。

常识的拉丁语是 ，也就是共识或群体的想法。人没有常识，就不能与他人作出相同的判断，就会有古怪的想法。在常识失效之前，谁主张“亩产万斤”，一定会被人看成是没有常识，头脑出了问题。相反，一旦人人主张亩产万斤，亩产万斤就成了“常识”，与之不同的想法便成为异类，不是“古怪”，而是“落后”。像“落后”这样的说法便是影响和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和常识判断的新语言。

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所讨论的“学生的品德评语”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常识失效”的一个例子。德国人很注重个人的“品性”，从道德常识来说，一个人不说谎、不出卖朋友、不残害或杀害别人，就是品性好。但是，从纳粹德国的普通知识来说，可以允许为纳粹事业而干出这样的事情，不但允许，还要表彰。这样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老师为学生所写的“品德评语”，这时候，他们以前的道德常识便失效了，而这种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克莱普勒写道，“就在（一个老师）用‘品性上’这个他最喜欢的词的时候，他帮助了纳粹的一个新词义继续传播（跟现在新时代的追随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样）。对于纳粹教育学来说，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思想，取决于他们的学生拥有未经歪曲的纳粹主义，所以，思想在所有的、每一个方面都放在决定性的第一位，比任何一种能力培养和实际运用能力、所有的知识都更受重视。从学校的语言里，从考评证书和毕业证书的要求里，我为自己找到了这个新形容词流行的原因；评语‘品性上良好’，这就意味着：无可指摘的纳粹思想。”

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 Lee Whorf）在二十世纪初就曾提出，语言形态制约人的思维的形式，他说，“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语法） 不仅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实，它本身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成”，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图像是各异的”。深受这一观点影响的美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语言学普通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切斯教授（ Chase）在《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与现实》一文中指出，语言有三种功能：第一、与他人交流；第二、与自己交流，也就是思考；第三、形成一个人的整体生活观。后面两种功能特别体现了语言对人的思想和现实观念的塑造作用。

克莱普勒让我们看到的是，纳粹统治曾经如何在语言的三种功能上灾难性地改变了无数德国人的思想方式和现实意识。

*原载《东方早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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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生活常识的书 何为理想课本？百年前的教材给我们这些启发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最近，“什么样的教材和图画读物是合格的、是适于学生阅读和使用的”这一话题引发持续讨论。本文中，我们暂且将目光从当下移开，回到100年前，看看最初的教材是怎样的风貌，对当下又有怎样的启发。

时间转到20世纪初，清政府施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制，制定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兴办各类新式学堂。中华民国建立后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以小学、中学和大学为主干，辅以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要求男女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的1922年，壬戌学制推行，缩短小学授课年限，将幼稚园阶段纳入到初等教育，确立了幼儿教育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

伴随着新学制、新教育纲领的推行，大量配套的现代教材也应运而生。

民国学生使用教材的编写规范在当时可谓宽松，1912年南京政府颁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称：“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不强制推行某一标准，而是“任人自行编辑”，出版社有出版教材的自由，教授者有选择教材的自由。

民国时期有许多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广益书局、群益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馆等。而教材作为重点出版门类竞争激烈，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中称，彼时教科书品种逾4000种，大家在教材编写上下足了功夫。“大学者编小学课本”成为一时之风尚，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丏尊等都曾编写教材。

从教材内容上看，当然要和过去忠君尊孔的四书五经类课程进行切割，增加自然科学以及实用类知识课程，根据学生不同阶段加入了博物、物理、化学、地理、外国语、手工、图画、唱歌、法制经济等课程；教材语言文字上看，因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对于使用白话文的大力提倡，教材中也多使用白话文。

“大学者编小学课本”

时至今日，民国时期编写的教材，在近些年不断被整理出版、重新走进大众视野。

回到民国之初，1912年1月5日，孙中山提名蔡元培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南北议和后，蔡元培蝉联教育总长，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主张将清末学部1906年颁布以“忠君”“尊孔”为特征的教育宗旨，修改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项。同年秋季，张元济根据民国新教育办法，修改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体操等学科。其中庄俞、沈颐编辑，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出版后一印再印，十年之间共销售七八千万册之多。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由简至繁，循序渐进，以养成公民人格，强调文理兼修，注重独立自营的能力为编辑理念，完整体现了新民国的教育宗旨，寄托了那一代知识人振兴中华、再造新民的理想。

部分内页

2011年，出版品牌读库修复整理并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

同样作为民国时期教材的《商务国语教科书》由庄俞等编写，张元济校订，特点是从居家、处世方面取材，以儿童周围事物和见闻立义，注意农业、工业商业等实用知识和上学应用知识，穿插了不少聪明孩子的故事。《商务国语教科书》自1917年初版问世。

《商务国语教科书》出版时间早于新文化运动，文白交杂，洗练有力。如第一课《学堂》写为：“学堂暑假，一月已满，今日早起，穿新衣，入学堂，先生授我新书，告我也，汝读此书，当比首册，更有味也。”第五课《晓日》写为：“天初晓，鸟啼树间，披衣下床，推窗一望，东方已白，红日上升，流霞成彩，未几霞散，日光射入室中，鸟声渐少。”

书中也对当时的社会新风潮进行了回应，如第六课《衣服》则写作：“人之衣服，所以护身。我国衣服，长而大，故舒泰。外国衣服，短而小，故轻便。今学堂体操，衣服短小，亦取其轻便也。”

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

《世界书局国语读本》是世界书局推出的国语课本。采用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和儿童民歌等以增加学生的阅读趣味。初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用白话文编写的最早教科书之一。同样本着“儿童本位”，课文的篇幅都很简短，均是以儿童的体验来结构故事，如本书的第23课：“太阳，太阳，早上，你在东方；傍晚，你在西方；夜里，你在什么地方？”

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

1932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国语》中明确规定了编写小学语文教材的诸多条例，其中在教材编选方面提到了“要依据增长儿童阅读能力的原则”“要依据增长儿童阅读趣味的原则”以及“依据儿童心理，尽量使教材贴切于儿童生活”等要点，且因为蔡元培“学校美育”思想的引领，民国小学语文教材充满童趣、蕴含浓厚的儿童美育思想。

叶圣陶编写、丰子恺配图的《开明国语课本》于1932年编写，并在之后被不断重新整理出版。《开明国语课本》内容围绕着儿童生活展开，逐渐拓展到社会。文章的词、句、语调也切近儿童口吻，以适应儿童学习心理，初年级课本的文字用手写体，由丰子恺写并绘插图。叶圣陶在编写《开明国语课本》时曾说：“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也可见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教材编撰工作的重视。

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版的《开明国语课本》。

从《开明国语课本》中可以读到很多充满童心的句子：“泉水到了河里，许多朋友欢迎他。太阳光拍拍他的背。白鹅到河里看他。小鱼和他一同玩。又有不少的花草，都对他点头”“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等等，纯然天真。

早期版本的风味

从上述的儿童期教育的教材中，可以管窥当时教材的编写倾向与风格，其整体是活泼有味而启发想象的，生活常识被包裹在日常故事中娓娓道来，不强调说教，更多地是创造一种情境和情感氛围。丰子恺说：“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唯有童稚的纯然和天真才是至高美学。

同时，这些教材在内容遴选和编排上也遵循着“认识自我、体验情感、感悟自然、关注社会”的顺序和规律。编写者们在思考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学习、模仿、思考，从而寻找到言语形象、言语内涵、言语情感的结合。研究民国老课本的邓康延评价这些课本：“民国年间，兵荒马乱，但教育未废止，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小学课本者，二者于一身。”

阅读着这些民国教材的小学生们写下的作文是怎样的？一本《民国模范作文》编选了中华书局、上海春江书局、世界书局、上海广文书局、上海国光书店、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南光书店等数十个民国出版机构出版的学生作文集，收入自1914年至1948年期间的数百篇小学生作文，文体包含了文言文、半文言、白话文等，其中不乏清新古朴之作，如《春郊游记》中写：“青山绿水，白鸟如花，杨柳垂绿，桃海堆锦。仰望白云如絮，俯视绿草如毡。见有茅亭，乃入座。未几，炊烟四起，红轮欲坠，乃步行而回。就灯下记之。”

还有小学生这样描写下雪的时候一家人坐在屋中的场景：“吃过晚饭以后，雪依旧下着，天气也似乎比较日间要冷很多。我们一家人坐在一间房子里，围着一

双火炉。火炉中的碳，都是炽红的，放射着很美丽的火焰。火光照着个人的脸上，脸色也好像红一点儿了！大家坐在这间屋子里，很是温暖，谈谈笑笑，差不多已经忘了外面在下雪。”

《民国模范作文》

插图：补文学之所不及

中国传统以私塾为主的教育模式中，各类传统教材封面多以文字标注书名，鲜有在封面中运用图像作为封面的一部分，由此，我们教材使用图像也是始于民国时期。

《民国教材封面儿童图像的现代性内涵研究》一文中，作者分析，民国教材封面较之前来说，元素更为丰富，其中对于图像、纹样以及色彩的运用更多，所用元素涉及中外古今。这其中儿童图像在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的教材封面中运用较多，尤以初等教育为最。这一时期儿童图像的较多出现除了以此来吸引学生注意之外，生动活泼的儿童形象也契合了现代教育改革和培养现代化人才的目的和要求，反映了社会和教育界通过教育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愿望。

现代文化的流行传播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被加持在封面的儿童之上，展现了人们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期望，总体而言，这些封面上的儿童形象是积极而理想化的。

《民国教材封面儿童图像的现代性内涵研究》配图

《民国教材封面儿童图像的现代性内涵研究》配图

鲁迅先生在《“连环画”辩护》中曾说过：“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学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

为《开明国语课本》绘制图画的丰子恺也因其漫画风格散淡平易、童稚可爱中蕴含着深味而被喜爱，结合最近关于“何为理想的教材的插画”的讨论，我们或许也可以在丰子恺那里找到答案。

丰子恺绘有《护生画集》《子恺漫画全集》等漫画集，市面上将丰子恺漫画重新包装出版的书籍非常多，也足见大众对于丰子恺的接受。如2021年出版的一本《丰子恺给孩子的阅读写作课》，收入了丰子恺的近百篇文章和数百幅漫画作品。丰子恺曾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他追求一种至真至美的艺术境界，又不一味逞才，总是在寥寥几笔间营造一种清明的旷远的意境、有独具中国风味的淡淡哀愁。

《丰子恺给孩子的阅读写作课》

丰子恺绘漫画

初高中国文教科书：于今仍有指导意义

民国时期，比较通行的初高中国文教科书有傅东华编撰、商务印书馆1933出版的《复兴初中教科书国文》和《复兴高中教科书国文》、宋文翰编撰、中华书局于1935出版的《新编初中国文》和《新编高中国文》；叶圣陶和夏丏尊合编、开明书店于1938年出版的《国文百八课》等。

《国文百八课》里面民国时期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大致比例约为3:2，应用文和说明文占较大比重。在白话文中，记叙文体裁居多，且不少文章沿用至今，如，《孔乙己》《背影》《最后一课》等。《国文百八课》的内容安排大致是“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

历代学者对于《国文百八课》评价很高，吕叔湘先生曾谈道：“现在也有以作文为中心按文体组成单元的实验课文，但往往是大开大合，作文讲解和选文各自成为段落，很少是分成小题目互相配合，能够做到丝丝入扣的。这就意味着，直到现在，《国文百八课》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

《国文百八课》

厚厚的《国文百八课》在近些年的出版物中被重新遴选、编排，如《七十二堂写作课》一书就从《国文百八课》中辑出七十二讲，涵盖了所有的文章及文学体裁，详细解析该体裁，并给出范本加以分析，非常有指导意义。

如“游记”一篇，编写者提示：“写作者自己的行动是动的，是叙述；写所游境地的光景是静的，是记述。游记在性质上属于叙述文，目的在借文字引人入胜，生命全在流动的一点上。死板地去写记所游境地的光景，结果会使流动随时停止，减少趣味。最好的方法是将作者的行动和所游境地的光景合在一处写；这就是说，写作者行动的时候要和境地的光景有关联，写境地的光景的时候也要和作者的行动有关联。从前读过的文章中，属于游记一类的有朱自清氏的《卢参》，冰心氏的《寄小读者·通讯七》有几处也近于记游。”并从这两篇文章各举一处作例。

朱自清的《卢参》选段为：“卢参在瑞士中部，卢参湖的西北角上。出了车站，一眼就看见那汪汪的湖水和屏风般立着的青山，真有一股爽气扑到人的脸上。”编写者认为，这样的写作中，所游境地的光景，都是从作者眼中看到或是心上感得的，这就把作者的行动和境地的光景打成一片了。所以读去很觉生动，并不嫌静止呆板。

2017年出版《七十二堂写作课》

参考：

厉剑，龚小凡《民国教材封面儿童图像的现代性内涵研究》

本期资深编辑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