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为凭，绿水为证

高标准建设全国第7座百万吨级污水处理厂，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成功建设全国首个热解气化污泥处置项目，为破解“污泥围城”困局提出“郑州方案”；推动污水处理厂出水主要指标达到河流地表水Ⅲ类标准，为城市发展带来高质量“第二水源”；承担国家“十二五”“十三五”水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等多项课题，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应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多年来，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环保”）始终深耕生态环保领域，锐意创新、奋楫笃行，逐步成长为国内领先的污水处理企业、全国国企改革“双百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正向着全国一流环保产业集团阔步迈进。

中原环保党委书记、董事长梁伟刚提出：“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发展风向，中原环保将发展重心从投资驱动转向技术驱动，深入实施‘一核两擎三元，一地四带多点’发展战略，立足郑州、深耕中原、走向全国，全面打造国内一流环保产业集团，服务郑州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抢抓机遇 擘画战略发展“新蓝图”

星辰大海，征途万里。唯有顺应时代，方能独占鳌头。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原环保抢抓战略发展“窗口期”，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聚焦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决策，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原环保着眼国家战略需求、行业发展前沿，全面开展“三标”活动，主动融入“十大战略”，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推进郑州水污染防治工作向水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升级，为美丽郑州、美丽中原、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聚焦地方发展

郑州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不足全省的1/4，全国的1/20。这就意味着，再生水在郑州市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资源。中原环保聚焦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需要，深入落实“一体化一张网”战略部署，大力开拓景观用水、工业利用、清洁能源等再生水利用新途径，为城市发展带来“第二水源”。

聚焦改革机遇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开始以来，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优化调整步伐加快，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纵深推进。按照郑州市国企改革整体部署，中原环保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整体上市装入中原环保，注入优质的污水处理资产、污泥处理资产。重组后，公司资产总额达到364.07亿元，进一步优化企业资产质量、突出主责主业，提升国有资本核心竞争力和保值增值水平。

明确发展思路

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中原环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变、变中求新，深入实施“一核两擎三元，一地四带多点”发展战略，优存量、做增量、提效能、甩包袱，致力构建“1+2+N”产业布局，立足郑州、深耕中原、布局全国，全面建设创新驱动、效能领先、专业高效、开放合作的全国一流环保产业集团。

聚焦主业 绘就水清岸绿“新画卷”

中原环保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污水处理到生态治理，从地方国企到全国前列，从筚路蓝缕到云程发轫，中原环保的发展史就是“两山”理念最生动的写照。

近年来，中原环保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围绕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大局，开拓创新、主动作为，加快推进“源水、供水、污水、再生水一网管控”体系建设，构建了集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再生水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致力打造“1+2+N”产业布局，推动郑州污水处理产业发展水平迈入全国第一方阵，用奋斗把郑州水生态文明建设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污水处理为城市“增绿”。按照有序建设、适度超前、环境友好、人水和谐的原则，科学谋划设施布局及规模，优化完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构建能力匹配、空间均衡的污水处理体系。目前，郑州市中心城区建成王新庄、五龙口、马头岗、陈三桥、郑州新区、双桥等8座现代化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245万吨/日，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在郑州、开封、洛阳、漯河、商丘、焦作等地建设污水处理厂项目20余座，多个项目获评“全国十佳污水处理厂”“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十佳运营单位”。

污泥处理为行业“破局”。以污泥全流程处理处置和资源最大化利用为目标，确立以污泥自主干化焚烧为主的工艺路线。建成八岗、马头岗等10余个污泥处理项目以及全国首个热解气化污泥处置项目——西安市沣西新城污泥处理项目，实现污泥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走出破解“污泥围城”困局的新路子。

再生水利用为城市“解渴”。贯彻落实“一体化一张网”战略部署，大力开拓景观用水、工业利用、清洁能源等再生水利用新途径，服务豫能热电、荥阳国电、新密裕中电厂等工业用户，建设龙湖金融岛供冷供热项目、马头岗污水处理厂再生水提标改造项目等，推动再生水主要指标提标至河流地表水Ⅲ类标准，为金水河、东风渠、贾鲁河等城市河道输送大量“第二水源”。

产业布局为发展“添翼”。以新装备、新材料、新药剂、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服务、生态治理、供水供热、化验检测、固废处理等业务为战略储备，实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格局。优化升级智慧供热管理平台，实现热网精准调控，累计入网面积1255万平方米、供热面积655万平方米；建设河南省首座厨余垃圾协同处置基地，提供厨余垃圾处理处置、智慧垃圾分类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环境教育示范基地一体化解决方案；在郑州、周口、驻马店、南阳、安阳、信阳等地建设生态治理项目10余个，推动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动图景。

创新驱动 争当环保产业“领跑者”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双百企业”示范引领作用，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瞄准产业变革方向，开展具有领先性、突破性、实用性的技术研发，取得了以活性焦吸附、污泥热解气化、污泥废气处理技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和突破性进展，在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科创平台赋能发展。目前，公司设立1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座国家级实验室以及河南省城市污水污泥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智慧水务工程研究中心等8个省市级创新平台，先后承担国家“十三五”水专项等重大科研项目10余项，参编国家、行业标准10余项，取得近400项专利，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河南省科技进步奖等殊荣。

核心技术全国领先。活性焦吸附技术可快速有效实现再生水水质大幅提升，已成功应用于马头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出水清澈透亮、能见度达8米以上。项目出水排入贾鲁河，呈现出一清一浊、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观，有利于提高郑州市乃至淮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污泥热解气化技术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环保型污泥处理技术，通过污泥与气化剂的一系列热化学反应，最终生成可燃气和炉渣，打通污泥处理“最后一公里”。该技术被列为城镇排水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广项目，并获评全国水处理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污泥废气处理技术通过废气收集、气体除湿、吸附脱附等工艺，使挥发性有机物去除率达到90％以上，排放口臭气浓度大幅降低，并大大降低运行成本，被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鉴定为国内领先。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推进“再生水+”清洁能源，为住宅和城市综合体进行集中供冷供热，大幅节约电能，减少碳排放，实现水资源多级循环利用。已开发郑州东站、龙湖金融岛等供冷供热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4万吨，减少碳排放约11.4万吨。推进“污水+光伏”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先后应用于马头岗、五龙口、郑州新区等污水处理厂，年发电量4000万度以上。建设现代化“零碳”污水处理厂，通过清洁能源输出与能源内部循环利用，持续减少生产原料使用，实现大幅减排降耗。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被评为“全国十大城镇污水处理低碳示范工程”，树立污水处理行业新的风向标。

开放合作 拓宽产业发展“新赛道”

开放，带来发展，更带来机遇。

新起点上的中原环保，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市场、拥抱世界，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共享新时代机遇，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源泉活水”。

深化区域合作。积极对接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构建“一地四带多点”战略布局，北上京津冀，东进长三角，南下粤港澳大湾区，西至成渝国家经济带，在北京、上海、深圳、海口等重点城市设立区域营销中心，立足郑州、深耕中原、布局全国，主办“2023中国水污染防治技术与装备创新发展大会”、参加全国博览会、国际论坛展览，大力推广污水、污泥处理先进技术，着力打造布局全国、纵深发展、立体协同、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网络。

深化校企合作。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专业科技公司产学研深度合作，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国内科研院校开展项目合作，通过合作研究、共享资源，携手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知名高校合作的课题“贾鲁河流域水质改善综合控制研究与示范”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让产学研合作成为企业发展“助推器”。

深化筑巢引凤。多次参加河南省招才引智大会，引进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双一流”高校博士、硕士等高层次人才300余人，承办首届“排水杯”全国职业技能竞赛、河南省排水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郑州市污水污泥处理工大赛等各级各类赛事并多次斩获一等奖，拥有“全国巾帼文明岗”“河南省技能大师工作室”“高爱华劳模创新工作室”“河南省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和笑天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人才实训中心等“人才孵化器”10余个，数百名职工获得全国住建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万里山河，东风浩荡；行程万里，初心如磐。作为国有上市公司，中原环保始终牢记国企姓党为民的根本属性，牢记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向往的初心使命，致力于推进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美好，让老百姓能看得见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望得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为美丽郑州、美丽中原、美丽中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经历时间沉淀，才能看清历史的坐标；站在高山之巅，更能领略河流的奔腾。现在，中原环保再次站在新的历史关口。进入新发展阶段，是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河南建设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原环保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大河奔涌，推动着中原环保的脚步；朝阳璀璨，召唤着中原环保的前行。

中原环保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带领下，锚定战略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全力以赴拼项目、持之以恒强产业、驰而不息抓发展，向着全国一流环保产业集团阔步迈进！

青年创业思路及措施有哪些 “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

【摘要】乡村振兴有赖于产业发展、物质支持等要素提供充足而持久的动力，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这一本源和主体，依托于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达成。当前，乡村人才振兴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最重要的因素。为此，要突破单向思维，从内与外、表与里、虚与实等辩证统一的角度，实现以农民主体性为依托的内生机制和以城乡融合发展为载体的外源机制的有机融合，并从主体、结构、动力、能力、环境等多维度入手，探寻乡村人才振兴的具体实现方式和路径。

【关键词】人才振兴乡村振兴“外源内生”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味着工作目标、对象、内容、工具等一系列要素的转变和调适，这些转变和调适涉及到物质、行为、制度、结构、精神和文化等层面和维度。毫无疑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政策设计和实践运行上是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五位一体、多元融合、协同联动的立体网状结构。不过，乡村“五个振兴”的定位和侧重点有一定的区别，其中人才振兴聚焦于人的要素，既更具挑战性，也更具根本性，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布局和未来走向具有指引性和基础性作用。事实上，“谁的乡村振兴”“谁来振兴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之一，人的要素及其衍生的人才资源既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又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其实质是“人”的问题，乡村只有成为人向往、守望并生活的地方①，才能彰显其独特价值，同时只有一定量和质的人口长期生活在乡村并形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内在自洽的生活共同体，也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的难题与困境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同时，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比重仍在提高。2020年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比2010年提高了3.85个百分点，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较2010年增加1.06亿人。②这些均表明，在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峻。尤其需要高度重视两个现象：一方面，15岁—39岁的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低于30%，乡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老龄化水平的城乡差异较为明显，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这除了受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影响外，还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第一代农民工正在老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提高，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别为39.7岁、40.2岁、40.8岁、41.4岁、41.7岁；在年龄结构上，50岁以上农民工的比重也在不断攀升，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占比分别为21.3%、22.4%、24.6%、26.4%、27.3%，超龄/高龄/大龄农民工问题逐渐凸显。

基于实地调研与综合研判，当前乡村人才振兴主要面临以下突出难题与困境：

其一，本土人才倾向于长期在外地从事非农就业并定居，回乡返乡意愿不强，而留守乡村的本土人才数量短缺、结构失衡、素质和层次都不高，加上部分地区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和保障措施不健全，导致本土人才难以满足与匹配乡村振兴的实践要求。本土人才出生并成长于乡村，对乡村社会比较熟悉并积累了较深厚的感情，具有强烈的建设和发展家乡的愿望，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掌握较多的科技知识且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创新发展和乡村治理能力，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具体而言，乡村本土人才一般有两种类别：一是一直在乡村居住和生活，从事农业生产或就地就近兼业，经济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在乡村，具有较高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威望，可以形象地称为“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群体；二是在乡村有较长时间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后来进城工作、生活并拥有较高学历和较强技能，可以形象地称为“既离土又离乡”群体。第一类本土人才主要是留守农民中的中青年农民，一些乡村地区呈现出青黄不接、难以为继的窘态，与乡村社会的资源禀赋、发展态势和农民群众的期待之间的错位、疏离日益加剧。第二类本土人才主要包括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离退休干部、乡村教师和医生等，部分人才回乡返乡意愿不高、力量不强、队伍不稳、能力不足，或呈现“被迫式”“倒逼式”特征以及动力不足、不可持续的状态，部分人才则与乡村社会的联结并不紧密甚至外在于乡村社会，较多地从外围为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提供支持和帮助，与乡村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仍然任重道远。

其二，外来人才要么考虑到城镇与乡村在发展资源、公共服务、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差距，导致乡村对其吸引力不足而不愿意入乡，出现“引不来”或“下不来”的境况；要么基于产业链建设、市场网络拓展、利益考量、理想情怀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考虑，运用自身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优势，选择入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专业技术服务或加入乡村治理队伍，不过由于自身的综合考量以及内外部的相关机制、措施和条件不健全不匹配，导致“下得来”“引进来”却因“干不好”“用不好”而“留不住”。在现实层面，以下几种群体面临的情况主要有：一是知识分子、工商企业界人士、退役军人等新乡贤，由于部分乡村在交通、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设施、资源和条件难以满足这类群体在乡村的生活需求，延缓或中断了其入乡进程。二是“城归”群体，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将发生转型，这就是“城归”群体催生的新的人口红利。这是一种趋势和走向，不过在由城入乡、从城返乡的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不适或挑战，如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会面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创新创业政策不够完善、干部群众观念滞后及能力不足等困境，选聘到乡村任职的大学生村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素质与“三农”工作的综合性、复杂性、变动性等难以实现有机对接，或者部分大学生村官仅仅将其作为过渡性工作和实现身份转换的“跳板”，导致其在乡村基层“干不下来”和“融不进去”。三是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员，其驻村帮扶工作的制度化和体系化存在一定问题，导致引导带动作用发挥不够，主要表现为工作队建设缺乏整体谋划、工作队职责目标模糊、角色定位不清晰、乡村振兴参与度不足等。

其三，乡村发展与治理中的村两委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两个带头人”工程在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延续与拓展，然而其培育、转化与提升存在不均衡和不顺畅问题。优秀个人、先进事迹等典型示范往往具有独特而关键的引领带动作用，对具体实践工作的推进尤其是应对“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工具和手段。村两委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和“领头雁”，也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和活力的关键力量甚至中坚力量，这两类人才在脱贫攻坚时期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彰显和检验。从全国范围来看，不少地方都在实施村两委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两个带头人”培育工程，并着力推动两者的相互转化，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均衡，主要是不同地区和村庄之间存在着实施广度、进度和力度等不均衡的情形，一般较明显地存在于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地区与非试点示范地区，在区域内部则主要体现在“重点村”与“边缘村”“落后村”之间，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外部推动和支持以及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二是不顺畅，主要是由于“两个带头人”群体难以有效兼顾“乐业”与“安居”，留乡返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够，导致其难以扎根于乡村社会并成长为乡村振兴的中流砥柱，抑或是由于政策落实过程中部门政策的协调不到位、匹配度不够以至于出现“最后一公里”梗阻现象，导致“两个带头人”群体之间的衔接和转化机制不够顺畅。

“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路径的提出

当前，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外部输入说”和“内部成长说”。“外部输入说”认为，留守乡村的本土农民思想保守、素质不高，接受新生事物慢且创新意识弱，应当吸引与动员大学生、城市专业型人才等外部人才返乡创业、回流发展，由外而内将其培养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引领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进程。“内部成长说”则与此相反，主张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激活并依托乡村内部而非外来力量和要素，尤其是自愿留在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及其所蕴含的内生性发展动力和能力，应着力留住并培育乡村本土人才。显然，“外部输入说”难以解决外部人才对农村认同度不高、对乡村归属感不强的问题，而“内部成长说”因忽视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轻视了“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而无法将农民能力提升到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高度。事实上，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既能让来自城镇的发展资源和要素有序有效流向乡村，也要为农民赋能并让其能够真正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此，笔者认为应将这两种思路融合在一起，提出“外源内生”的乡村人才振兴路径。这一路径实际上是在规避外部人才输入、内部人才挖掘单一路径效度不高或失效的情况，将乡村内部与外部的资源禀赋、知识体系实现有效的对接、转化、融合、贯通，通过汇聚、激活和培育乡村人力资源，构建与形成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良性机制和良好格局。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③鉴于当前乡村人才振兴的内外环境条件，“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路径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以农民主体性为依托的内生机制。在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全环节、全流程、全领域中，要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主体性的核心是对人的要素及其历史地位和现实角色的高度重视④，即将农民看作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行动主体。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机制：

一是主体意识强化机制。通过搭建有效的教育培训和宣讲交流平台，创新载体、内容和形式，提升教育培训效果和宣讲交流成效，不断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为农民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实践奠定思想与认识基础。在操作层面，可以借鉴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有效机制，如农民夜校、农民讲习所等，激发农民参与和支持乡村振兴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二是主体民主参与机制。积极探索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民主参与机制，充分利用现有的村民自治和基层治理机制，针对青年人才善于运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特点，建立和完善更便捷和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和利益吸纳机制，切实将其意见、建议和利益诉求纳入到乡村振兴建设方案中，进而及时落实到乡村振兴建设实践中。只有建立健全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被激发起来的农民主体意识才能够得到强化，乡村人力资源的“势能”才会不断转化成为乡村振兴实践的“动能”，本土人才才会不断地在乡村振兴的民主参与中涌现出来。

三是主体能力提升机制。能力建设是乡村人才振兴中的关键一环。鉴于本土人才在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中能力方面的短板和不足，相关部门应把培育乡土人才作为重要任务⑤，与相关行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农民合作社密切合作，从意识、理念、知识、技术、管理等多个维度切入，形成本土人才培育的有效机制，探寻因地制宜的方案和路径，有计划、多形式地培育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本土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第二，以城乡融合发展为载体的外源机制。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城乡人口、土地、资本、技术、资源等各种要素有效联结和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着力推动城市优质要素尤其是人才资源持续进入乡村，并与乡村的劳动力、土地、生态资源等有机融合形成乡村振兴的资源禀赋优势，确保与增进农民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受益于乡村发展建设红利。这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机制保障：

其一，价值观念融合机制。要进一步打破城市化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的社会认知，进一步树立乡村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将与城市在融合互补的关系中共同迈向现代化的愿景，强化乡村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和功能，以乡愁及其文化样态和精神慰藉为载体重塑乡村的价值体系和认知观念，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奠定思想认识基础。

其二，人才制度融合机制。要进一步突破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障碍，为人才要素在城乡社会之间的流动疏通渠道。可以优先从人才群体入手，持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对人才的束缚，并进一步实现城乡之间在人才职称评定体系、人才评价评估体系上的融合。

其三，素质能力融合机制。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县城为关键载体，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政府、企业、院校和涉农人才的深度融合机制，建立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实践锻炼等多种方式并举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

“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路径的实现方式

第一，激活留守农民的发展动能。以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为主体、主要经济收入和社会关系在村庄且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又可以保持家庭生活完整的留守农民，是一支重要的本土人才队伍。针对这类人群，可以将其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范围，着力开展技能培训，充分挖掘与有效利用本地较丰富的资源、环境和条件，提供必要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激发其自主创业和自我发展动力，将其培养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第二，开创各类人才返乡入乡发展的良好局面。《“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培育100万名农村创业带头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1500万人。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100多万。截至2022年6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到90.7%。经综合测算，一个返乡创业项目平均可以吸纳6到7个农民稳定就业，17个农民灵活就业。针对人才资源薄弱的乡村，在促进本土人才“回流”的基础上加强外部人才的引入。运用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人情网络开展精神动员，充分发挥“亲情、乡情、友情”的情感纽带作用和“血缘、地缘、业缘”的社会联结功能，动员有乡土情怀、创业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大学生、外来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同时，加大力度挖掘和使用“候鸟型”人才。完善“候鸟”党支部、“候鸟”基地、“候鸟”人才工作站等平台建设，提高“候鸟”人才的组织化程度与归属感；推动“候鸟”人才与本地人才之间的深度交流，助力本地人才成长；发挥“候鸟”人才在引进产业、资金、技术等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共享发展。此外，还要完善政府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机制。引入专业化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发展规范化，并借助第三方机构的“造血式”培训指导，培育一批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基层人才，为乡村振兴奠定多元化的人才基础。

第三，激发驻村工作队参与乡村振兴的活力。随着乡村振兴工作队逐渐实现全覆盖，旧有的驻村工作队建设思路与管理规范难以适应新阶段工作需要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为此，需要加强对驻村工作队的整体谋划，明晰驻村工作队的角色定位，并积极探索创新驻村工作队的选派、管理等机制。例如，明确驻村工作队常态化的工作范围，根据村情制定驻村工作队的任务清单，人员选派时充分考虑驻村干部的专长与村庄的薄弱环节之间的适应性等，以此促使驻村工作队的工作目标更具针对性、工作能力更为匹配、工作流程更加清晰、工作效率更有保障、工作价值更能凸显，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构建一支有方向、有能力、有干劲的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

第四，强化村两委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的引领带动作用。发挥村级党组织的先进性和引领性作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⑥，尤其是将选优配强村级党组织带头人与培育壮大致富带头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党建引领下“群众跟着带头人走、带头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发展格局，这充分发挥了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可以进一步探索村级党组织书记职业化管理模式，实现以点带面、提质增效，强化后续配套政策和机制创新，提升这一新型乡村治理人才培育模式的治理效能，打造乡村振兴“红色引擎”，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书记的“领头羊”作用。

第五，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协同发展能力。针对“空心化”问题比较严重的村庄中缺乏个体经营能力的农民以及困难群体，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平台，对其进行组织化带动，提升农民内在的组织能力，将组织化的农民转化成为能够实现互帮互助、丰富闲暇生活、促进乡风文明、完善乡村治理的主体。同时，构建农民群众之间及其与适度引入的外部主体之间的合作化机制，如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各类农村协会的示范带动作用，充分联结与融合乡村内外各种资源和优势，使创业的规模和质量获得扩展和提升，形成乡村振兴更为广泛的协同力量。

第六，为人才返乡入乡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着力提升医疗、教育、文化等的供给水平和质量，为各类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人才回流。进一步细化对外部人才的支持政策，尤其是在就业岗位设置、行业人员准入等方面出台精细化举措，有针对性地给予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人才待遇和福利配套保障。成立专门人才管理机构，加强对人才的理论知识培养和技能培训，优化相应的管理服务方式，让人才与乡村深度融合，真正做到重视人才并留住人才。

（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戴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晓毅：《重建乡村生活实现乡村振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年5月11日。

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1年2月23日。

④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00页。

⑤蒲实、孙文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建设政策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1期。

⑥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25页。